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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改革非常严峻 不是欢呼伟大的时候

(本文为吴敬琏在12月27日“中国改革(2018)年会”上发言实录)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现在还不是停留在鼓掌欢呼伟大成就的时候，因为我们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任务，需要努力去更好完成。

我想讲两点意见。

第一点意见，改革未有穷期，所以还要加紧努力推进改革。

改革开放40年中国取得了非常大的成绩，但现在还不是停留在鼓掌欢呼伟大成就的时候，因为我们还面临着非常严峻的任务，需要努力去更好完成。就以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各项改革任务来说，我们完成了一部分也取得相当大的成就，但这跟我们设定的目标比较，会发现遗留的任务非常多。

十八届三中全会对于经济改革的要求，就是要建设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个任务完成的怎么样呢？应该说跟党中央的要求还有相当大的距离。

比如，统一市场，市场的统一性仍然受到地方保护、行业保护等的分割影响，使得市场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着睡眠化的状态。开放要求是对所有的市场定期开放，但是现在对不同所有制的企业还是往往分了三六九等，没有平等的全面开放。

竞争性这个问题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但是我们看现实实际上有很多出台的政策，仍然不符合公平竞争的原则。最近因为考虑民企平等进入市场，平等获得资源，央行负责同志提出“竞争中性”的原则。但是我们查一查文献，OECD在2011年就提出“竞争中性”原则，还有很多具体的规定，但我们长期在平等竞争问题上停留在一般的口号上。跟OECD提出的八个领域如何贯彻竞争中性原则相比，我们还有很大差距。

有序，有序就是说市场交易放在秩序、规则的基础上。最大的规则就是法律，十八届四中全会专门提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看起来这个决定的执行也还需要付出更大努力。

所以，我们不能够满足于现在已经取得的成就，应该看到面临的环境还相当严峻，如果不能够按照十八大以来中央的决定推进改革，一些眼前使得很多人焦虑甚至彷徨的问题就难从根本上解决。

第二点意见，怎么推进改革。

不同行业的人、不同岗位的人都要尽自己的力量去推进改革。我们在座的主要是理论工作或者政策制定工作，有一件事是能够做的，就是从我们走过的道路去总结经验教训，为未来的工作指出方向、指出路径。这就可以使我们避免原来的不足、缺点和错误。

最近回忆自己经历过的改革历程，觉得还是真能够温故知新。比如说对改革目标的设定，在70年代末期、80年代上半期，基本上集中在国有企业改革上，提高国有企业、增强国有企业活力是改革的中心环节。怎么增强活力？就是放权让利，甚至说的极端一下，就是架空所有权，增强经营权。

但是，到了80年代中期有了变化。在80年代中期以前，因为我们对于现代经济学的认识很浅，基本上是在苏联政治经济学的影响之下，所以对于什么是市场经济，什么是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其实只有一些模糊、感性的认知。到了80年代中期以后，一方面我们一些学经济学的人士重新学习现代经济学，另一方面有一批受过现代经济学的年轻人进入了改革研究的行列。所以，就开始做一个系统性的研究。

到了1985年的全国党代表会议就接受，商品经济体制是三个部分组成的这么一个观点。这个所谓叫七五“三点”，后来是写进中共中央关于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建议的。这就是整个商品经济或者有计划商品经济三个部分组成。第一个部分是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企业，第二个竞争性的市场体系，第三个适合于商品经济的宏观管理体系。这其实是按照当时大家同意的科尔奈分类，这就是说我们决定选择科尔奈讲的2B模式，也就是说有宏观经济管理的市场协调模式。

但是，这种根据这个设想在推进改革中遇到一些困难。就是人们还是觉得完全市场来协调经济是做不到的。持有这种意见同志们，他也有一些变化。他从十二大“计划经济为主、市场经济为辅”退了一步，不说计划经济为主、市场条件为辅，而且计划也不是原来设想的指令性计划，叫做间接计划，就是用间接计划来控制市场，市场再去引导企业。我们过去认为这可能是当时的环境下，对市场经济一种婉转的表达。但现在回想起来，好像还不是这样。

因为虽然从市场引导企业这一点来说，看起来像是市场经济。问题是这个市场是什么样的市场呢？这个市场是在国家掌控之下的，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给国务院写了一份报告，应该引进日本、韩国式的那种选择性的产业政策，或者差别性的产业政策，也就是说用一套政策手段去扶植一些产业，抑制另外一些产业，去扶植一些企业，抑制另外一些企业。用了各种政策手段，金融的、财政的，以至于行政手段去改变市场。然后用按照政府意图改变了市场去引导企业。

按照经济学的原理这不叫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其实还是间接计划在对市场资源配置起作用。特别是现在来回想这个问题，不光有历史的意义。

比如我们最近面对一个问题，就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要去产能、补短板，因为用了这么一套东西去，它的产业结构、经济结构的改善就有了预定的政府心目中的最好结构，然后通过各种政策手段去促进和实践，而不是通过改革、通过市场化的改革，通过市场出清去解决结构问题。

这种产业政策是日本在早期用的，叫做选择性或者差异性产业政策。我记得刘鹤同志在1995年就写过一篇文章，说这种差别性的产业政策必须转型，转型成为有利于强化竞争的和市场友好的，在发展经济学上叫做功能性产业政策。1995年提出来到现在似乎并没有什么改变，而要改变它，不是说就事论事改变这个产业政策就解决了，牵扯到你建立整个市场体系，这才能够通过市场的作用实现奖优罚劣，优胜劣汰。

所以，我们回望改革的历史，我们在哪些方面有所不足，有所失误，我们现在进一步改革中就可以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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