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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经济结构调整应实现“消费—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

东北经济结构调整应实现“消费—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循环2020-10-16 13:51:27 分享到：周天勇(东北财经大学东北亚经济研究院副院长)、侯启缘(中共中央党校国际研究生院研究生)

摘要：长期以来，我国进行了多轮的东北振兴改革，全球疫情的爆发也使得新一轮东北振兴的国内外局势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东北三省存在着体制性和结构性等问题，相比于全国其他地区，其遭受的冲击更为严重，这对东北经济改革的整体进程产生了阻碍。但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东北地区由于在东北亚稳定的合作伙伴，其外贸合作表现出较强的抗压能力。综合国内外局势，疫后东北地区改革的关键在于实现“消费—就业—收入—消费”的良性、可持续的经济循环和“大中小企业与非正式就业并存”的经济结构。并应当从提升国际合作层次、扶持中小企业和改变城市发展观入手。

新冠疫情爆发以来，全球经济受到了较大规模的冲击，我国各区域的经济发展也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尤其是我国东北地区由于产业单一和长久以来的结构性、体制性等问题，在疫情中受到的冲击较大，使得我国新一轮东北振兴改革和“一带一路”东北亚区域的合作背景发生了巨大变动。这对东北地区实现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而言，虽然困难重重，却也不乏机遇和优势。

一、全球疫情对东北经济的影响

201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的若干意见》的发布代表着新一轮东北振兴改革的到来，但四年来，东北经济增速仍然下行明显，相对于2017年，仅辽宁提升至5.5%，吉林和黑龙江为3.0%和4.2%，分别下滑2.3和2.2个百分点。此次疫情的发生虽然是对东北经济的重创，但同时也具有诊断和警示作用，为东北地区的经济改革提供了参考。

1.与全国相比，东北经济受冲击情况更为严峻

疫后，东北三省无论是整体产值还是工业产值，增速下行幅度均高于全国大多数区域。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对我国2020年第一季度各省(直辖市)经济增速进行对比，除湖北以外，黑龙江、辽宁和吉林的下滑幅度分别位列第2、3和7位，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速分别为-9.5%、-8.3%和-6.6%；而在工业产值方面，2020年3月，黑龙江、吉林和辽宁三省的工业增加值累计增长分别为-8.6%、-8.5%和-12.2%，其跌幅分别位于第11、12和5位；另外，东北三省的企业盈利情况也不容乐观，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分别为-36.8%、-45.2%和-58.8%，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6.7%。

东北地区的复工和疫后经济恢复情况与全国规律相悖。根据全国的数据情况，疫后规上企业复工情况较好，受到的冲击也相对较少。而中小企业由于经济基础薄弱、流动资金小、融资渠道少等问题，其复工复产和疫后运营都面临更大的困难。从工信部公布的复工率来看，截至4月15日，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平均复工率已达99%，而全国中小企业复工率仅为84%，相差了15%。东北地区中小企业较少，主要为大型工业企业，若按照全国规律来看，其复工和经济恢复情况应当较快，但现实情况并非如此。根据2020年4月数据，黑龙江、吉林和辽宁的工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2.9%、4.3%和2.1%，仅吉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3.9%，由此可见，4月份东北三省的工业产值恢复情况并不理想。

2.东北经济体制改革或将因疫情受到滞阻

疫情的冲击使得中小企业和人才更倾向于往营商环境好的区域流动，而这恰恰是东北地区需要着力改革的部分。疫情发生后，对于中小企业和创业者的冲击较大，许多中小企业发展环境较好的地区也率先采取了稳定和帮扶措施，如苏州率先颁布了《苏州市人民政府关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的肺炎疫情支持中小企业共渡难关的十条政策意见》，而长三角和珠三角等地区的其他城市也相继颁布了中小企业帮扶措施。从这一层面来看，疫情的发生是对城市营商环境和政府政策救济能力的诊断，通过此次检验，中小企业和人才自然更倾向于入驻经济发展环境好和政府救济能力强的地区。而我国东北地区尚处于产业转型和营商环境改革的攻坚阶段，与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相比，在应对疫情的经济政策反应方面差异明显。疫情的诊断效应或将导致东北地区为数不多的中小企业和人才向经济发展环境优越的区域流出，从而对东北经济活力的提升造成不利影响。

防控疫情所带来的财政压力和居民收入下降，将造成东北地区体制改革的滞后。东北经济体制改革并非“小打小闹”，而是涉及到经济体制的深层次问题，即使没有疫情发生也需要地方政府给予政策和财政上的支持来度过经济改革的阵痛；同时也需要培育地区居民的消费增长点，才能形成健康有序的新型经济业态。然而，疫情的发生一方面，消耗了当地政府大量的财政资金；另一方面，居民消费也出现了大幅的萎缩，2020年第一季度，黑吉辽三省的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分别为5020、3941、3952元，同比下滑14.6%、8.6%和9.2%，这都将造成东北地区经济改革的推动力不足。

二、东北亚格局的疫后变化与我国东北的对外合作机遇

相比于整体经济增速和工业产值的下滑，我国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疫后恢复较快。根据中国地区贸易数据库显示，截至2020年4月，黑吉辽三省的进出口总值分别比去年同期累计增长-4.4%、2.3%和-5.3%，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6%，也远高于依托欧美国家贸易的东南沿海的对外贸易大省——浙江、江苏和广东的-9%、-7.6%和-13%的水平。究其原因，东北地区的对外贸易伙伴较为固定，主要集中在东北亚国家，而疫后东北亚格局的变化为东北地区的对外合作提供了机遇。

疫情发生使得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局势发生了显著变化。首先，美国对东北亚地区干预的脱离，美国国内疫情的迅速恶化、“黑人受虐致死”所引发的国内暴乱以及中美关系的恶化都使得美国短期内无暇顾及对东北亚局势的干预；其次，疫情的发生使得各国将精力更多地投入到迫切需要解决的共同问题——疫情防控和经济复苏中，而政治成见和军事争执被暂时搁置。

共同抗疫和本身产业的同质性将提升东北亚区域经济合作层次。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的有序推进和东北亚多国产业合作园区的建设，中日韩俄蒙等国由于其产业同质性和地缘密切性，已经形成了较为密切和固定的多边合作格局，合作伙伴的稳定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外贸冲击较小的关键原因；随着疫情的发生，东北亚各国将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产生更为深入的认知，各国在应对疫情中的物资互助和价值认同等都将提升东北亚区域合作层次；另外，疫后经济恢复将是各国亟需解决的难题。历史合作基础、抗疫互助认同和经济复苏现实将共同构筑东北亚地区的多边密切合作形态，为我国东北地区的对外开放和经济改革提供了重要机遇。

三、东北地区经济结构调整需要面临更为复杂的局面

全球性疫情的蔓延使我国东北地区的国内外形势都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其中既有挑战也有机遇。在各国的经济发展历程中，重工业地区的产业衰落与转型问题都是十分棘手的，尤其是我国东北地区早期发展中长期存在着单一的指令性经济模式，使得其经济转型同时面临着更为复杂的局面和问题。

东北地区长期以来的指令性发展模式忽视了市场能力培育。对于东北经济体制改革，许多学者提倡借鉴国外经验，引入生产性服务业、推动产业融合以及鼓励科技创新等[1]。但这往往忽视了我国东北地区的工业与发达国家在发展历程和经济体制上存在的差异。根据国际经验，能够顺利实现经济转型的地区和城市的特征往往是——即使在早期的重工业发展阶段，其市场经济也是十分完善和发达的，包括投融资制度、要素自由流动等，且政府对产业发展的干预较少。而我国东北地区在面临区域产业转型的同时，还需要同步解决现有体制对新经济业态发展的阻碍问题，若后者无法解决，则要素阻滞、融资困难，新业态所需要的人才、资本、技术和中小企业等无法进入或产生，产业转型的目标将难以实现。

疫后东北地区经济转型需同期解决多个层面的问题，其中包括：全国整体的老龄化趋势和地区性的人口外流所引致的消费能力不足；大企业的劳动替代趋势与缺乏承接替代劳动力的中小企业的矛盾；营商环境恶化导致中小企业和人才的迁移与流失；财政压力日益增大，难以持续支持经济改革；产业间的梗阻和行政干预致使产业融合与对接不顺；在对外贸易的区域价值链中位置难以上升等。而东北振兴的难点在于要同步面对并解决同期存在的上述一系列问题，并非“一通百通”，而是需要“多管齐下”，这也是多轮东北振兴举步维艰和东北经济脆弱性的原因所在。

四、东北经济结构调整及改革建议

疫后东北地区应当抓住机遇，主要从对外开放和内部改革两方面着手，减少行政干预，发挥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打通要素在国内外、区域内以及城乡间的自由流动渠道，通过多方面的改革形成稳定、可持续的经济结构是解决东北问题的核心要义。

以东北亚各国共抗疫情和经济复兴为契机，推进高层次的区域性国际合作。短期来看，利用我国的疫情防控优势，通过防疫物资的生产，拓宽贸易渠道，加深东北亚区域合作；从中期和东北亚整体来看，东北亚国家疫情发生较早，防控较为及时，并且在工业等领域的发展水平较高，若能够在疫后的经济合作中提早布局，将对提升东北亚在全球价值链中的整体地位意义重大；从长期看，东北地区应当充分利用东北亚各国稳定的多边合作结构，强化贸易伙伴关系，通过与日本、韩国和俄罗斯等工业强国的合作中，拓宽并完善产业链条、学习技术和先进经验，发挥后发优势，提升工业和生产性服务业的高质量发展。

在疫后政策救济中，应精准施策，积极支持中小企业渡过难关。区域经济生态不仅需要大工厂和大企业的支撑，同时也需要中小企业和个体经营者以提升经济活力。疫情的发生使我们更为清醒地认识到，中小企业在创造就业、提升经济稳定性中的价值。东北地区应当以疫情中各行业的中小企业大洗牌为契机，布局吸引外来中小微企业的产业园区，同时，制定更有力度的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优惠和救济政策。

对于收缩型城市应当改变城市增长和扩张的发展观，走精明收缩和现代农业的城市发展道路。由于产业转移和资源衰竭，东北地区许多城市人口流失较为严重，如鹤岗、鞍山、营口等，这类城市的发展和规划应当改变传统的城市扩张发展观，减少城市建设用地开发，做精做细城市特色产业，同时，保留耕地并通过有效的土地制度改革实现规模化、机械化和现代化农业生产。这一方面能够发挥东北地区的城市特色；同时，现代农业将大幅提升农业劳动生产率，其发展也将有利于应对我国疫后可能出现的较长时期的粮食进口冲击问题。

总的来说，东北振兴道阻且长，全球性疫情的发生虽然对区域经济造成了较大的冲击，但也有效检验了经济发展中的短板和不足，尤其是应对不确定性风险时的抗压性成为衡量经济改革是否成功的重要指标。从某种程度上说，也为东北地区的改革进一步明确了方向，即东北振兴的关键是能够形成良性、可持续的“消费—就业—收入—消费”经济循环和“大中小企业和非正式就业并存”的经济结构。这两大目标的实现需要多管齐下：以外贸为突破点，对外有效衔接东北亚段的“一带一路”多边合作；对内改善营商环境，尤其是着力布局优势政策吸引中小企业入驻；同时，在具体城市规划中，采取精明收缩策略，保护耕地，助力现代农业发展。

(本文作者介绍：东北亚经济研究院是东北财经大学汇聚校内外优势资源创建为服务国家面向东北亚需求的高端新型智库、高端学术交流平台和研究人才的培养基地，将为建言献策、服务社会提供更加有力的组织、资源和机制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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